站在明熹宗朱由校的立场上看1620年，这个15岁少年感觉颇为无助。七月二十一日，祖父死；九月初一，年仅39岁的父亲明光宗在乾清宫去世，在位时间才一个月。父亲的去世是与一大堆泻药以及成分不明的“红丸”联系在一起的，先是卧床不起，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进泻药，父亲吃了，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然后是鸿胪寺丞进“红丸”，两天后父亲就猝然离世了。

朱由校如履薄冰地上台，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时刻即皇帝位，成为只有七年执政生涯的过渡皇帝。毫无疑问，1620年绝对是一个疑窦丛生却又含义丰富的年头。

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朱由校开始为如何处理自己和母亲的关系而纠结。按祖制，选侍李氏也就是朱由校的母亲此时必须搬出乾清宫，以为新皇帝朱由校腾位。但李选侍拒绝这样做，她的身后，晃动着宦官魏忠贤的身影。在最高权力的取舍上，此二人似乎结成了战略同盟，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隐秘奋斗。

九月初二，明光宗死后第二天，都给事中杨涟上疏反对李氏继续居于乾清宫，同时这位声名显赫的官员还弹劾李选侍对朱由校无礼，声称不可将朱由校托付给她。御史左光斗也上疏表明了李选侍不能继续待在乾清宫的理由：“内廷的乾清宫，如同外廷皇极殿，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居住于此，其余嫔妃都不可于此居住……”

1620年由此变得剑拔弩张，权力的基点在乾清宫内外游离，杨涟、左光斗等士大夫开始为一种秩序的重新归位，与李选侍还有魏忠贤进行着较量。三天之后，形势明朗，李选侍移居哕鸾宫，朱由校搬进乾清宫，1620年的秩序得到了维护。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魏忠贤继续发力，让杨涟、左光斗等士大夫付出了沉重代价。当然，这是后话。

1620年，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发表“盛世危言”，说今日国事最危险的有以下三件：第一，天下之兵未可恃。征兵征不上来，应征的却又逃走；调兵调不到位，勉强到位却又逃走，只因“兵饷甚缺”。第二，天下之食未足恃。帝国之大，没一年不发生旱涝，没一地不发生旱涝。第三，天下民心不可恃。各地士兵逃亡、哗变事件接连不断；饥民蜂起，起义此起彼伏……易应昌感叹，帝国国势，真真堪忧了。

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帝国且战且退，天启年代没有亮起启明星—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克沈阳和辽阳，明经略袁应泰自杀身亡；

天启二年，广宁失守，与此同时，河套蒙古入侵延安、黄花峪等处，深入帝国境内600里地，杀掳数万人；

天启三年，黄河决口，睢阳、徐州、邳州一带方圆150里以内悉成平地；同年七月三日，工科给事警告：兵饷问题不解决，帝国将有倾覆之忧；

……

天启七年五月十一日，后金兵围锦州；二十八日，分兵再攻宁远城。朱由校在历史的大困局中首鼠两端，茫茫然不知所措。这一年，距离明帝国的覆灭还有17年时间，但这17年不属于朱由校，而是属于他的兄弟朱由检—崇祯皇帝，因为三个月后，23岁的朱由校与世长辞了。

朱由校死于青春，而他身后的帝国则在黄昏中行将就木。

天启六年正月，书生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发炮击伤努尔哈赤，此举意外地改变了帝国垂直向下的走向，病入膏肓的帝国这才获得一次场外休息的残喘机会。紧接着是第二年夏天，皇帝在西苑乘船游玩时意外落水，虽然没有马上毙命，但仿佛是在证明帝国底气虚弱得可以，随时可能自己打败自己，死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而朱由校也果然不争气，竟挺不过天启七年的夏天。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辞世。死前，他对三个人做出评价：弟弟朱由检为“尧舜”，暗示其可以继位；评价太监王体乾“勤练”；评价魏忠贤“忠诚”。这样的评价，可谓出人意料。而《明史》在若干年后则对当事人朱由校做出评价，称他“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