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先锋作家的突围：知识分子为何总沦为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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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格非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小时候，他生活的村庄里有一位老人，待人和善，却总是说些大家听不懂的话。村里人都觉得这个老头是个疯子，格非也这么想。但他很好奇，老人到底在说什么。后来，格非去上海念大学，假期回家，有一天老头经过他的身边，对他说了一番话。格非听懂了，老头说的是英文。

很多年后，这件事被格非写进小说“江南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中。格非曾说，假如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也没有学过英文，这个经验就会一直存在记忆中，他也不可能了解这个老人的身世。

格非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很多热爱文学与艺术的人来说，那个年代是浪漫的、自由的，也是不可重复的。格非经历了那个“对写作来说是最好的时代”。他的小说《迷舟》《褐色鸟群》曾是人们谈论现代主义文学时不可跳过的作品，他也和余华、马原、苏童等作家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但八十年代也是短暂的。进入九十年代后，文学的环境发生了改变，彻夜不眠聊文学的日子悄然结束了，先锋文学也很快偃旗息鼓。

格非一度暂停了写作。他找不到写作的意义，不想写了。当时，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变。城市化扩张，他生长的乡村也变得面目全非。

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写完《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思考个体是如何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又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今年9月，格非最新的长篇小说《月落荒寺》出版上市。

格非在新书自述中说，《月落荒寺》和《江南三部曲》《望春风》是有连续性的，都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持续的思考。

“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由于这个时代的变化，我们都在重新定位自己，我们也在不断地调和或者说调整自己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格非就萌生了创作《江南三部曲》的念头。但直到2003年，他才动笔写第一部《人面桃花》。

当时，格非正在韩国南部的庆州做交换教授。那里的气候和格非的老家非常像，整天下雨，永远是湿漉漉的感觉。再加上庆州的古建保存完善，带着鲜活的历史感。格非呆在那儿，有种回到江南的感觉。

格非出生在江苏丹徒的一个小村庄里。对他来说，江南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也包含了历史文化的内涵和他的生活体验。

三部曲的故事从清末民初一直持续到2000年后，他用一个家族五代人的命运沉浮，串联起中国百年的历史变迁。书中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和社会之间有种紧张感。格非觉得，离经叛道、处于边缘的人物，才能和他身处的时代拉开距离，做出反思。

如此庞大的构思，格非是出于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两种考虑。

在时间性上，他想讨论那一百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不断由历史片段组成的漫长的整体性的时间变化，我希望呈现一百年来连续性变化的轨迹。”

而从空间性来看，一个家族的几代人都在寻找某一种理想社会。“不断地呈现某种相似的历史场景，面对这种场景时人的作为以及情感的变化。”

在三部曲中，一个名为“花家舍”的地方不断出现。这是格非考察江南一带地方志时发现的地名，那里离格非的老家不远。三个故事都与花家舍有交叉。

《人面桃花》中，花家舍是个小渔村，也是革命的策源地；《山河入梦》中，花家舍成了县城，是文革前的时代样板；到了《春尽江南》，花家舍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缩影。书中，花家舍代表了某种理想之地，隐喻不同时代的人们所追求的桃花源。

正因为如此，三部曲在台湾出版时，曾有朋友建议格非把名字叫作“乌托邦三部曲”。格非答应了，但很快又反悔。

相比于一些人认为三部曲在写乌托邦，格非更认可清华大学教授王中忱所说的“反乌托邦的乌托邦”的观点。

书中对于整个历史变化的思考，带有某种理想化的向往，但它并不等于乌托邦。格非认为，小说里写到的近代、现代的革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跟乌托邦没什么大的关系”。

回不去的故乡

《人面桃花》中的花家舍，是一个修建在平缓山坡上的村庄。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一个模样，一律的粉墙黛瓦，一样的木门花窗，门前都有一个篱笆围成的庭院，宛如世外桃源。

书中的花家舍有格非外婆家的影子。那是江苏省扬中市的一个村庄，名为普济，三部曲中也出现了这个地名。

格非记得，那里河道密布，每家每户的格局完全一样，房子周围都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门口一条小河穿过。河水四通八达，将整个村庄连在一起。

格非在乡村生活了16年，这构成了他人生第一段重要的社会经验。1981年，格非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初到上海的他并不适应，甚至对都市产生了排斥。那几年，格非把每次回家看成是“巨大的节日”。

“每个人都有对现实疏离的一部分，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在别的地方，美好的东西在失去的过去，总是想回到美好的生活情景当中去。”格非对本刊记者说，“这个故乡会成为我记忆中非常重要的枢纽，要不断地返回乡村的记忆。”

格非对这种“异乡感”并不陌生。他的母亲14岁从普济来到丹徒，作为外乡人，母亲一直有着不适应感。直到格非写作《人面桃花》时，母亲还常常念叨着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初到上海的格非，终于体会到母亲当年的感受。

距离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坐在本刊记者对面的格非今年55岁，头发斑白。他顺着回忆描述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老家丹徒地处丘陵地带，地势起伏大。有时，你会看见一个人在远处的山坡上行走，头顶是漫天的白云。若是穿过大片的麦地，走到高处，向下俯瞰，附近的村庄都安安静静扎在树林里面。风刮过，植物的清新混杂着牲畜的粪味，是独属于乡村的味道。”

读大学时，格非带外地的同学到老家玩，有人感叹，丹徒有一种自然带来的伟大的孤独感。

只是，那时的格非还没有预料到，故乡也正酝酿巨变。

大学毕业后，格非每次回到家，都会发现那里正在一点点变化。

村子变脏了，河水变黑了，屋前屋后都是废矿泉水瓶和塑料垃圾。老房子也被推倒了，家家户户盖起新房，却没有整体的规划，哪个朝向的都有，走着走着就可能被一栋凸出来的房子堵住了去路。

又过了几年，那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村庄，连同周围的五六个村庄全部被拆迁，变成了废墟。村民们也走了，奔赴城市。

“你会觉得突然你生存的根基没有了，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是非常刺激的。”一度，感到心痛的格非不愿意回家，“这些人祖祖辈辈扎根于乡村的那个东西没有了，他们就变成了真正的异乡人。大家会向往城市，不再把乡村作为一种千年不变的自己的家来守护。扎根在泥土之上的信仰开始根本动摇。”

开始写作小说《望春风》时，他采访了很多离开乡村的乡亲。

大家都感受到社会的变化，一种更大的力量推着社会往前走，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抵抗。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成了格非创作《望春风》的最大动力。

在《望春风》中，格非描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2000年后中国乡村的变化，和身处其中的农民的个体命运。他在书中引用《诗经》里的“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感叹是什么导致这样的状况。

写《望春风》时，格非跟随母亲回了一趟老家。当时，村庄的废墟上长满了杂树、野草，甚至有了野兔。而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商用飞机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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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醒了

格非原名刘勇。时代的巨变曾经造就了他，也曾让他陷入迷茫。

1981年，16岁的他成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如果把当年的华东师大比作文化的中心，一点也不过分。那时，全国各地搞文学的年轻人，比如马原、余华，都以华东师大为重要据点之一。

有时，下午三四点钟，余华、马原背着包就出现在格非的宿舍楼下，喊他一起去参加文学活动。余华甚至在格非的宿舍里打地铺。马原更是有趣，半夜杀到格非宿舍，体型庞大的他睡不了地铺，格非只能把床铺让给他，自己睡地铺。

大家常常通宵达旦地聊天，话题围绕文学、哲学，以及各种不着边际的事情，聊到最后头痛欲裂。还有些夜晚，某个人起头唱歌，其他人也跟着唱，一晚上几乎把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

那时，作家们对于文学的探索也总能得到读者热情的回应。

1986年秋末，马原到华东师大演讲。当他在一批追随者的簇拥下走向讲台时，格非看见站在门边的几个学生激动得直打哆嗦。社团联一位副主席在给马原倒开水的时候，竟然手忙脚乱地将茶杯盖盖到了热水瓶上。

格非也在那时开始写作，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1986年，他发表了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和马原、余华、苏童等人成为了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那个年代是一个闲得发慌的年代。这些人都是搞文学的，经常凑到一块。那个年代完全是非功利的。”格非说，“对写作来说是最好的时代。”

但是，那段带着浪漫气息的岁月很快结束了。

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形成，文学的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刊物、出版社相继进行市场化转型，新的读写关系形成了。

“这个状况给作家们带来非常大的恐慌，文学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原来理想主义的色彩慢慢消失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格非没有再进行写作。他甚至问过妻子，我将来要是不写小说了，你同意吗？妻子说完全可以理解。

“对那个社会的发展看不太清楚，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完全变了。那么在这个时代你写作的时候，你心里也完全清楚没有几个人能看。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写作是不是能够维持？”格非说。

格非遇到的困境不是个案。先锋文学的浪潮平静后，那些曾经迅猛涌现的文坛新人，有的转型，有的停笔。

马原曾把这形容为“做了一个梦，梦醒了就不写了”。1991年，马原撂下一句“小说已死”离开了文坛，成了导演、商人、教授，还和房地产商合作，开发楼盘。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两个时代交织变化中出现的一段空隙。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在这十年里经历了巨变。在格非看来，八十年代是一段过渡期，时间突然停在那里，但是它难以维系。当社会走入正常以后，它就结束了。

但格非还是继续写下去了。一直到《望春风》时，他觉得自己才看得比较清楚了。

他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思想的启蒙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城市化、乡村社会从根本上的瓦解，实际上是很晚近的事情，可能是在八十年代以后才发生的。这样来看，八十年代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代的尾声，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两个时代之间泾渭分明。”

边缘人

今年9月，格非出版了新书《月落荒寺》，距离上一本小说《望春风》的问世已经过去三年了。

《月落荒寺》取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同名作品。三年前，格非在一场中秋音乐会上产生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并在音乐会举办的七八个小时里构思好了框架，又花了五六个月的时间完成。

音乐似乎对格非的写作有一种奇妙的帮助。他曾在一篇散文里写道：“我总是凭借音乐来回忆一些往昔形象的片段，有些事情我原先以为没有经历过，可是某一种特定的旋律又会将我带到它的边缘。”

《月落荒寺》的主人公林宜生是在北京五道口某理工大学任教的老师，以他为中心，大学同学周德坤夫妇、好友李绍基夫妇、赵蓉蓉夫妇等八人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朋友圈。

格非的另一个身份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知识分子是他最熟悉的群体。他的小说常写知识分子，但大都是边缘人，在社会转型期处于无力而尴尬的状态，却在觥筹交错中热衷于谈论萨特、德彪西。

“《春尽江南》里，诗人谭端午沦为无所事事的废人。《月落荒寺》中，宜生名利兼收，仍解决不了生命的空虚。这些知识分子都不再是社会的主角，也无法通过劳动介入社会变革，他们要么迎合潮流，成为商业和政治的附庸，要么主动边缘化，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书评人宗城在评论文章中写道，“知识分子被三重落差压得喘不过气——理想和现实、过去和现在、欲望和萎靡。格非的小说里流露着沮丧。”

宗城将格非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处境与胡风在《时间开始了》里的自信、小说《青春之歌》热烈的知识分子相比，俨然换了人间——知识分子要处理的不再是天下问题，而是自我的矛盾，他们面对地位的落差，尝试克服内心的无力，但怎么克服呢？格非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他一度把路径指向生活，暗示知识分子放下“大词”，关心生活中具体的美好，或者回归传统，抵御资本主义逻辑主导的商业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但这些解决方式失之于轻易，显得十分勉强，就像《月落荒寺》里缥缈的楚云，能给予知识分子一时慰藉，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精神危机。

宗城觉得格非在完成《江南三部曲》后，“他的创作也出现了一定瓶颈”。“一个是题材和人物关系的自我重复。一个是叙述语言的知识分子腔。格非写得最传神的人物是知识分子和充满欲望的女性，但在描绘其他人物时，就显得概念、泛泛。”

格非从华东师大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后北上清华，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他的学生、作家吴虹飞形容他很热心，很好玩，说他有几句口头语：美好、漂亮。

有一次吴虹飞问他：“还有没有乌托邦？”他回答：“可能存在于日常中的一个个瞬间、灵感。比如说，我听了一段美妙的曲子，写了几句好的句子。再比如，在食堂排队打饭，突然发现自己的餐卡不能在这个食堂用，但饭已经打好了。怎么办？这时候一个女学生说，老师我来帮你。我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把钱还给她？八块钱，她会不会觉得很幼稚？”

《月落荒寺》中女主角楚云的哥哥是黑帮头目，她的离奇身世引出了一段黑帮往事。不过，尽管格非用熟练的文字把故事写得很生动，但剥离掉叙事的技巧，这条支线仿佛是肥皂剧里的情节，有些牵强。小说也从探讨知识分子对于当代生活的迷惘，坠入到黑帮、复仇的俗世故事里。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格非也直言很多作家会重复表达某些主题。他提到托尔斯泰、海明威都在不断地关注同一个主题，所有的作品之间都建立了某种联系。

“我相信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但是我自己不太愿意去想这个问题。要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写作就没有意义。”格非说，“我可能还觉得我要努力地拓展我的边界，我希望的是不断去投向新鲜的陌生的知识或者感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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