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情感障碍（BD）的诊断标准和实践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反映在BD患者的多基因评分（PGS）中。BD的遗传基础已经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得到了广泛研究，揭示了BD易感性的复杂多基因结构。PGS是一种总结分类性障碍多基因效应的工具，但其结果依赖于病例定义。因此，诊断标准的变化或应用标准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特定诊断的PGS解释的变异量。本研究旨在调查1972年至2016年首次BD诊断年份与PGS之间的关联，探索是否存在诊断实践的历史趋势。

本研究纳入了参与瑞典双相障碍收集（SWEBIC）和电痉挛治疗预测（PREFECT）研究的BD患者，这些患者于2009年至2013年间在SWEBIC中招募，2013年至2017年间在PREFECT中招募。研究使用了瑞典医院出院登记中的ICD-8/9/10编码确定患者首次住院BD诊断的年份，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共计3818名患者有首次住院诊断年份的信息，包括1913名BD-1患者，973名BD-2患者和800名BD-NOS患者。

基因分型在四批次中进行，使用了Illumina PsychChip、OmniExpress、Affymetrix 6.0和Illumina GSA-MD。质量控制后，各批次基因型数据分别与HRC 1.1参考面板进行比对。PGS的计算使用了PRS-CS工具，计算了BD、精神分裂症（SCZ）、重度抑郁症（MDD）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PGS。统计分析采用线性回归分析诊断年份与PGS之间的关联，调整了诊断年龄、性别和前六个祖先主成分。结果使用R中的metafor包进行元分析，并采用Bonferroni方法对五个PGS进行校正（P < 0.010）。

首次BD住院诊断的年份范围为1972年至2016年。结果显示，BD-PGS（β=-0.0076, P=4.4 x 10^-8）和BD1-PGS（β=-0.0092, P=1.1 x 10^-10）随时间减少，而MDD-PGS（β=0.0054, P=4.2 x 10^-4）和ADHD-PGS（β=0.0082, P=1.0 x 10^-7）随时间增加。

图1.1972年至2016年首次双相情感障碍诊断年份与多基因评分的关联结果及双相情感障碍亚型内的关联结果

在BD亚型分析中，BD1亚型的PGS变化较小，只有BD1-PGS和ADHD-PGS的变化显著（BD1-PGS: β=-0.0060, P=0.0028；ADHD-PGS: β=0.0060, P=0.0070）。相比之下，BD2组的PGS变化显著，包括BD-PGS（β=-0.0088, P=0.0052）、BD1-PGS（β=-0.0093, P=0.0034）、MDD-PGS（β=0.010, P=0.0022）和ADHD-PGS（β=0.012, P=2.3 x 10^-4）。在BD-NOS组中，BD-PGS和BD1-PGS显著减少（β=-0.012, P=2.4 x 10^-4和β=-0.013, P=2.9 x 10^-5），而ADHD-PGS增加（β=0.011, P=7.7 x 10^-4）。

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BD的PGS逐渐减少，而MDD和ADHD的PGS则逐渐增加。这表明双相情感障碍的遗传易感性在过去几十年中呈下降趋势，可能反映了诊断实践的变化，而重度抑郁症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遗传易感性则在上升。在BD亚型分析中，BD2组的PGS变化显著，反映了诊断标准的变化和临床实践的演变。研究结果强调了考虑历史背景对精神病学遗传研究的重要性。

原始出处：

Jonsson, L., Song, J., Joas, E., Pålsson, E., & Landén, M. (2024). Polygenic scores f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associate with year of first bipolar disorder diagnosis: a register-based study between 1972 and 2016. Psychiatry Research.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24.116081